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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北部,新竹县尖石乡的高山上,是泰雅族原住民的家园,也是台湾水蜜桃的原乡。作为重要的农产,水蜜桃维系着族人的生活。2007年6月,一部由台湾财经杂志《商业周刊》委托制作的纪录片《水蜜桃阿嬤》,让泰岗部落的一个自杀遗孤家庭一夕火爆,并成功激发了面向全台的公益募款。

募款如火如荼时,来了无党藉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,她质疑募款的“目的”和“流向”,指责《商业周刊》实为“消费”原住民的悲惨故事,“掏空社会的爱心”。

“善意”?还是“消费”?“公益”?还是“诈欺”?“不平则鸣”?还是“政治作秀”?风波乍起,《商业周刊》,纪录片导演,高金素梅及其部落工作团队,还有唯恐天下不乱的各路媒体,和众多为“水蜜桃阿嬤”流下热泪、捐出善款的台湾民众,卷入混战。

2007水蜜桃盛产的夏天,咬一口云端之上、甜蜜多汁的桃子,却品出以“经济自由、政治民主”自傲的当代台湾社会的酸涩,和迷茫。


爱心的消费,内部的殖民 ——由《水蜜桃阿嬤》看台湾 編輯

特约撰稿 李娜

“你知道‘父母双亡’是什么吗?”

六岁的泰雅小女孩,有着聪慧好看的深轮廓、大眼睛,对着镜头,讲述她如何摇着姐姐的手追问“父母双亡”是什么意思——原来指的就是她们这样的小孩!

“早知道,还是不知道比较好。”低下眼帘,稚嫩的声音说出了苍凉的话。

2007年的夏天,在台湾,不管你是从电视上,还是网络上,看到这部只有40多分钟的纪录片《水蜜桃阿嬤》,相信,你不能不流泪!


水蜜桃阿嬤和七个孙子 編輯

“水蜜桃阿嬤”江秋玲,泰雅族,1956年生人,生活在新竹县尖石乡的泰岗部落——海拔1350公尺的高山上。阿嬤成为纪录片的主角,不是因为从种植到售卖都充满风险、耗尽她心力的水蜜桃,而是因为两年来先后自杀的女婿、媳妇和儿子,以及他们留下的七个孩子。

“烧炭”(在密闭空间中燃烧木炭导致一氧化碳中毒,1999年以来“流行”于香港、台湾的自杀形式)、“喝巴拉松”(剧毒农药)——这些怵目惊心的词语,却时常出现在阿嬤和孩子们的对话里,那是媳妇和儿子离开的方式,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,仍鲜活在日常生活中的记忆。

年迈的阿公阿嬤和两个女儿,在80度斜坡的农地上种植水蜜桃,艰辛抚养着七个孩子:小璇、小蓝、小涵、小洁、小薇、小如、小豹,六个女孩一个男孩,从15岁到5岁。

生活在继续,孩子的身上有大量的热能,要大笑、要跑,要经验世界。他们唱歌、画画、过生日、读书、为母亲节演出…… 然而每一个欢乐的场景中,都可能隐藏着悲伤的陷落。

5岁的小豹,似乎一刻都不曾安静或畏怯。作为最小的、唯一的男孩,他顽皮、好动,知道自己受宠。阿嬤给他洗澡,他央着阿嬤叫妈妈,却又道:可是你太老了。

10岁的小洁,12岁的小蓝,两个要做“男生”的女生:我最讨厌哭了!我是男生哎!下一刻,在导演的追问下,小蓝露出躲藏的眼神和自嘲的笑容:哈哈,这么快被识破了……是的,因为爸爸不在了才想做男生的。保护她们啊!

这样的时刻,总看得人惊心动魄,为那些稚气、却似乎知道太多的眼睛。

而阿公阿嬤,还要背起抚育孙子们的重任。阿嬤似乎无暇在悲伤中沉浸。

即便面对日日堆的小山一样要洗的衣服;即便在一场台风后面对受“水伤”的幼苗叹气:要补苗,要钱,哪里有啊……

忧心忡忡,还是在地头和小豹玩起了游戏:以后阿嬤老了,走不动了,谁来背我啊?

于是,小人儿就站在阿嬤身前,“背”起了她。

你不会忘记阿嬤的笑容。无数的操劳,对自杀离去的子女的思念与不解,对孩子们未来的忧心,缠绕着她。她也会说:我很烦呐!我累死了!我也会伤心呐!然而她总是绽开了那样质朴而爽朗的笑容……

阿嬤的勤劳、坚忍和孩子的天真、可爱,以及如此美好的人却不得不面对如此伤痛的人生——构成这部片子最让人动容的质素。 但是,如果你还记得阿嬤的喃喃自语:我的孩子们,他们为什么自杀……40万的卡债,不算很多啊……到底为什么……

没人回答阿嬤。逝者一再出现于孩子们翻看的相册中、阿嬤的手机屏幕上,以及她们看似早已平静的言语中——然而,只是“过去”留在今天的阴影,他们似乎不必再被追问和解释。

果真不必再问吗?

2005年,台湾有一部轰动的纪录片:反映后壁乡农民生活的《無米樂》。因缘主角老农夫妇的勤苦、生趣与魅力,《无米乐》唤起了对农业时代和乡村田园的普遍怀恋。然而,被凸显和赞美的农人纯朴无奈的人生哲学“不要想太多”、“种稻如修行”,却冲淡和掩盖了台湾农业休耕问题的巨大伤痛——虽然,导演宣称着自己的“阶级”的意识,却无法改变这片子被当作一部怀旧与励志片广为接受的命运。

由此前例,看《水蜜桃阿嬤》,让人泪下的同时,也不能不心存疑虑。“这是一部关于爱与原谅的故事”,导演和委托制作此片的《商业周刊》如是说——“原谅”暗示着自杀之为一种“罪”,纪录片将这“罪”作为背景,而映照、展现阿嬤和孩子的坚忍乐观,提炼着“人性的光明面”——如同《无米乐》的结构,是否,也回避了台湾社会中,另一些难以直面的阴影?


募款:公益还是诈欺 編輯

此片自有它的使命:作为《商业周刊》所策划的2007年“一个台湾•两个世界”关怀报导的一部分,委托曾获2006年金马奖的纪录片导演杨力州拍摄,历时四个多月。2007年6月15日开始,在台湾各大电视台和网络上密集播出。

同一天,《商业周刊》刊出副总主笔成章瑜写的“封面故事”《水蜜桃阿嬤》,文后公布“点亮孩子的未来”募款计划。每人三千元(台币),认购一套“儿童生命教材”, 捐给台湾自杀率前五名县市的366所小学。每套教材包含:儿童生命剧DVD,《水蜜桃阿嬷》纪实片DVD ,《水蜜桃阿嬷》绘本。

密集播出的纪录片引起了热烈反响,人们在网络和电话中告白着感动,捐款涌向《商业周刊》公布的募款帐号。

7月4号,募款金额已达633万新台币。

就在这一天,《中国时报》刊出了台湾无党藉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的质疑:《商业周刊》用原住民家庭的悲惨遭遇募款,但募款却一毛钱也没有回馈到原住民家庭身上;募款帐号由“城邦文化艺术基金会”申请,而认捐的“生命教材”,分别由《格林文化图书》、《商业周刊》、《城邦文化艺术基金会》发行,这三者,全属“城邦出版集团”——《商业周刊》如此募款,岂非“自肥”?

一时间,社会哗然。

7月4日夜晚,《商业周刊》在水蜜桃阿嬤部落格上发布声明:捐款不针对阿嬤家庭,而是买儿童生命教材,“希望以大爱帮助更多成长中的孩子”。

再澄清:“纪实片DVD及儿童剧DVD虽为《商业周刊》发行,实乃为掌控制作之质量以示负责,且并未做商业公开销售,所以更无图利自身之用意。” 几天内,商业周刊工作人员和高金素梅团队展开激烈交锋。《商业周刊》成章瑜说,给阿嬷孙子的教育基金专户另有“牧爱生命协会”负责筹募,高金却避而不谈,动机可疑。 更有人直指高金是为了选举利益;甚至说阿嬤的家人(弟弟)出面作证,是因为“眼红”捐款。

高金反击:这个募款帐号为什么没有“顺便”公布在“水蜜桃阿嬤”的部落格上?“因为如果大家知道捐到“牧爱”的钱是给阿嬷的、捐到《商业周刊》的钱是用来买 《商业周刊》出版品做倡导的,当然不会捐给《商业周刊》!”

7月6日晚上,在台湾中广的电视节目上,主持人向《商业周刊》品牌公关经理林秋宝发出质疑:儿童生命教材成本总共只需要一百一十五万,为什么要募款一千万?林无法给出明确答复。

7月7日凌晨,商业周刊网站紧急公布“生命教育教材制作费用预算表”与“生命教育教材募款所得应用明细”。原来募款广告上,三项生命教材与所有的人事、行政费用加起来才五百五十万,此次临时加上第四项用途“儿童剧团巡回演出十场”,总计四百五十万。

7月10日,高金素梅再发难:从6月15日到7月6日23天如火如荼的宣传、募款,为何没有列出这四百五十万的巡回演出花费? 之后,高金素梅公布调查数据,以前后对照的图表,指证《商业周刊》的种种疑点。特别指出:募款尚未结束,捐赠尚未进行,而“生命教材”中的有价商品《水蜜桃阿嬤》手绘本已经在各大书店和网络上狂卖,用公益的广告。而且,一个“巧合”:募款单位“城邦文化艺术基金会”董事长兼执行长,格林文化出版公司的发行人,水蜜桃阿嬷手绘本的作者,都是“郝广才”。


高金素梅赢了吗 編輯

比数据和质疑更有力的,或者说,再度让观众动容——召唤的却是愤怒的,是“水蜜桃阿嬤续集”,一个七分钟的短片。 高金素梅团队的工作人员上山采访。

片中,问及阿嬤是否知道导演给她签的“授权同意书”的内容,阿嬤说,她不识字,是女儿代签的。再问有没有留一份授权书给她?阿嬤说没有。

“我有叫导演留一份给我,可是他忘了。”阿嬤低头挠脚丫,顺口补充。

原来,他们并不知道拍这个片子是拿去募款。一直告诉他们的,是拍了电视,就会帮助她家和整个部落的水蜜桃的销售。

“如果有一天发现被欺骗,发现他们拿我们悲伤的事情去募款,做别的,却没有帮我们,你会怎么想?”拍摄者问。

这个片子里,阿嬤没有了纪录片《水蜜桃阿嬤》里常常捕捉到的爽朗的笑容,她有些不解,有些不安,带着一种无意追问“发生了什么”的质朴的茫然。想了一秒不到,说:没有就算啦。我不会去追究。

影像再度发挥了它的力量,这个短片,从情感上瓦解了《商业周刊》的自我辩护。阿嬤的善良单纯,曾使得《商业周刊》成为爱心大使,也是阿嬤的善良单纯,映照了爱心的空洞。

“没有就算了。”阿嬤说。

但是,高金素梅问,台湾社会,可以“算了”,可以认可这种“伪善的公益事业”吗?

7月12日,台湾各大媒体纷纷报道:《商业周刊》道歉了!

《商业周刊》的总编辑王文静和发行人金惟纯出面,向社会大众及高金素梅道歉。声称:《商业周刊》虽立意良善,但在执行过程中“确有瑕疵”。为平息争议,商业周刊将捐200万(台币),作为阿嬤七个孙子的教育基金。

王文静称“百口莫辩”。几度哽咽,“从来没有那么痛,被深深误会的痛。”

发行人金惟纯直接承认“三个瑕疵”:

一,水蜜桃阿嬤的自杀防治专题,是首度以《商业周刊》内部的城邦集团执行募款,虽立意良善,“但不够周全,容易引起误解”。

二,《商业周刊》报导个案,关注的却是个案当事人背后的社会现象,以致忽略当事人所需要的即时爱心协助,引发当事人心理期待及社会观感落差。

三,同事为了维护公司形象,在第一时间做出的不当言论。对于《商业周刊》人员说阿嬤家人“眼红”、高金只是为了选举利益,金惟纯说:这样的错误,不可以被原谅。

高金素梅表示了对《商业周刊》勇于认错的肯定。阿嬤的孙子们有了一笔教育基金。看起来,一场“风波”,要完美落幕了。 7月12日晚上,在屏东县的高金素梅服务处,我见到刚从台北下来的“祖灵之邦”部落工作队的助理,询问他:《商业周刊》明似道歉,暗里,对于他们的批评质疑,可说样样都未接受,不是吗?一切不过是“瑕疵”,“误会”。甚而,“忽略当事人心理期待”的言语,隐含着对水蜜桃阿嬤一家的轻忽傲慢。

他笑了:是,这是“咬牙切齿的道歉”,没有承认,但它的信誉已经破产了。

我想他是说,对于这样一个商业杂志,是无法期待它做出真正的、诚恳的反省的。

如此,信誉的损失,已是惩罚。

但是,高金素梅和“祖灵之邦”,又岂是“赢者”?

在这场被媒体报道为“高金抬《商业周刊》”、“谁在消费‘水蜜桃阿嬤’”的风波里,即便人们为之愤怒,对高金素梅,却仍难免以“政治人物”轻易地与“选举作秀”联系起来,而忽略、甚至漠视了这背后,她所代表的,从原住民立场出发的对于台湾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,以及社会心理盲区的尖锐批判——不仅是涉嫌“诈欺”的《商业周刊》,也是一整个被感动被募款的白领阶级,和其后的社会运转。

一场蕴含着深刻的社会议题的事件,被简约为一个商业杂志与一个政治人物的“抬杠”, 媒体在这一对抗看点消失之际,立刻偃旗息鼓。“水蜜桃阿嬤”对社会的冲击和反思能量,随着“道歉、捐款”,无形消散了。


爱心支出三千块 編輯

风波初起时,“祖灵之邦”的网站上,便登出《一个台湾,两个世界——从原住民角度看<水蜜桃阿嬤>记录片》(7月1日)的文章,批评正在热播的记录片,及其背后所反映的“商业周刊逻辑”。

高金素梅在电视、报纸上针对“募款疑云”唇枪舌战,“祖灵之邦”则深入社会心理:现实生活里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,搬上银幕,被熟练的拍摄者简约为“要快乐就不要想太多”的乐观哲学,感动激励了无数心灵匮乏的白领上班族。

“被阿嬤纪录片感动的观众,在刷卡捐3000元的刹那间,空虚的心灵得到瞬间的满足,明天,精神抖擞的上班去,有意无意的让同事知道“我捐款给水蜜桃阿嬤了”,我!是个具有社会关怀的中产阶级。”

这个批判如此尖刻,莫说《商业周刊》,有几个人愿意承认、能够反思自己的捐款行为,是否果真包含着这样的因素?

但对大众心理的如此评估,并非刻薄的想象。在水蜜桃阿嬤网站上,数不清的留言表白着这样的感动:阿嬤,你的遭遇何等凄惨,而你又是何等坚强、乐观!比起你和孩子们,我们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……

如此,“捐款”达成了“我!是个有社会关怀的中产阶级”的自我肯定,很多人忘记,或根本无意追问捐款的流向,更无论思考《商业周刊》募款的逻辑:自杀是靠“生命教育”来“预防”的吗?

浮浅的关怀,反而成了对他人悲惨故事的“消费”;公益募款,仿佛发行“赎罪券”,上面写着:爱心支出,三千块。

而这是由《商业周刊》和读者大众共同完成的。

“祖灵之邦”报讯上有两张对照的照片:一张是纪录片首映式,导演接受献花,灯火明媚,喜乐洋洋;另一张,“水蜜桃阿嬤”江秋玲在整理、包装刚采摘的水蜜桃,简陋的院子,忙于生计的人。这才是真正的“一台两世”(一个台湾,两个世界)。

“一台两世”是《商业周刊》近几年推出的专案,做过外籍新娘子女、隔代教育、儿童疾病早期治疗等专题,一方面赢得了“关怀弱势群体”的赞誉,一方面,其一贯简化问题的方式,也被有识者批评。以一个商业的、中产阶级的杂志的视角,将“一个台湾”分成“贫”和“富”这“两个世界”,关心一下那个贫的世界,已经是良心和社会和谐的证明。

《水蜜桃阿嬤》纪录片和募捐活动,或更清楚地透露了:“弱势专案”不过是种名誉行销,是在商业逻辑下,心安理得地、甚而带了某种道德自许地宣布:我们不仅服务富裕阶层,我们也关心弱势群体。

但对于这么一个“中产阶级”社会心理已然“成熟”的社会,如上逻辑,怕已经被相当广泛、不假思索地接受。人们被纪录片感动,捐出善款,认可《商业周刊》的“良善”,同时,也认可了自身是一个有余裕,也有心关怀贫者的人。

“祖灵之邦”却要打破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,在那看似刻薄的言语下面,其实隐含着对台湾社会无知与麻木一面的痛感。也许在捐款的人中,有种种精神困扰,而集体性地借“阿嬤 ”的故事得到拯救。但是,真的被拯救了吗?


有梦最美,烧炭相随 編輯

在纪录片和《商业周刊》的“封面故事”讲述中,都刻意回避了阿嬤的女婿、媳妇和儿子先后自杀的原因。自杀问题在台湾日趋严重,阿嬤媳妇“烧炭自杀”,是近年来“流行”,被认为是简便而不会殃及他者的自杀方式。诸如“一家三口烧炭自杀”的新闻频频出现在媒体电视,陈水扁“有梦最美,希望相随”的竞选口号,便被抗议民众改成了“烧炭相随”。

无可置疑,自杀问题与台湾的经济、政治问题有密切的关系,但在大众媒体呈现的讨论里,“自杀”总是无可避免成为党派辩论和竞选的工具。诸如“解严20年,台湾民主了?人民穷死了……三口之家,集体自杀,没钱医病,没钱下葬——蓝绿谁之过?”之类的辩论节目,最后总是夹缠在“蓝”与“绿”的相互攻击中,成为政治选战的口水。

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,“自杀”问题既不能从社会学角度得到深入追究,“自杀”问题尤其严重的原住民社区,更无法从生存资源、社会结构的角度上得到认识。

在《商业周刊》的报道中,将自杀者归于“边缘人格”、精神偏执等个体性因素,并以孩子们的故事,自然而然过渡到“生命教育”之必要,也即“商业周刊”募款以购买生命教材的必要。在纪录片里,村口的大树上用白粉刷着三个大字:“不乱死”,触目惊心,然而片子并没有给这个“乱死”的村庄再多一个镜头。

“祖灵之邦”部落工作队以其五年来走遍台湾30个山地乡的800多个原住民部落的经验,疾呼“水蜜桃阿嬤”的遭遇,自杀的儿女,隔代抚育和教养的孙辈、在农业政策限制和菜农剥削下难以为继的农业生产——并非个案,而是原住民部落的“整体结构性问题”。

2007年夏天,我也走进了台湾泰雅族、排湾族的部落,一路,我尝到了美味的传统食物,看到了美丽的手工编织、竹木雕刻、载歌载舞的丰收节……然而,每一个欢乐的场景后都可能藏着生存的苦恼和无奈。

从部落到都市谋生的原住民,绝大多数从事条件最差、最粗重的体力工作,而近年来台湾开放跨国劳工以获取更廉价劳动力,使得他们连这样一个生存空间也被挤压掉,很多青年不得不回到部落,加重了原本因文化失据和生存困境而滋生的酗酒、自杀问题。阿嬤的儿子、女婿都是从都市“败退”回部落的,儿子也曾感叹:还是回来比较好。然而,为车子、房子背负的欠款,却让他们再次逃离,永不再回。

高利贷、卡债,在经济低迷的台湾,也是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,是自杀的一个重要诱因。在原住民世界,甚而很多人为并不大的欠债数额自杀。屏东服务处的小儒告诉我,原住民对法律,因不懂而畏惧,一张法院传票,可能就要了他的命。Yihui ,一个嫁给泰雅人的阿美族女孩,来自新竹县尖石乡另一个泰雅部落、以集体经营观光和山产而闻名的“社会主义天堂”——司马库斯,则说:法律是保护懂的人的。谁来告诉我们原住民?


内部的殖民 編輯

2000年,陈水扁与台湾原住民签订《新伙伴关系》,2004年,民进党通过“族群多元国家一体”政策白皮书。原住民、客家人、福佬人和外省人,被共同列为台湾“四大族群”。

借用“族群多元”的概念,原住民成了台湾“四大族群”之一,掩盖了它和其他汉族群体事实存在不平等地位,在社会地位、就业、教育、医疗种种生存资源上:那是一种现实的阶级差别,而非“文化差异”。“多元文化”概念中的原住民,仅只体现在歌舞祭典等已经与实际生存脱离的“风俗”之中。

原住民的实际生存状态,是整体上处于台湾社会的底层,并且依旧背负从“落后”向“文明”无限靠近的命运。与此同时,少数精英分子为进入主流社会而努力。从那里丢下来的若干位置和利益,分化着原住民族群的凝聚力量,持续造成其内部的矛盾和裂隙。这一切,表明除了获得“原住民”这个称号,被殖民的状况没有改变。

在“台湾光复”半个多世纪之后,在这个自称“后殖民”的社会里,不能不正视:原住民,是台湾内部的殖民地。最严重的流失问题,是文化。最根本的现实问题,是土地。

将原住民称作“山地同胞”的国民党政府,没有归还被日本殖民者以“无主地即国有地”的“文明”手段掠夺的土地,与原住民签署“新伙伴关系”的民进党政府也没有,反而在“多元文化主义”的花环下,将原住民变成点缀民主社会的装饰、建构“台湾主体性”的符号。

在普通的汉人社会中,对原住民的认识,一方面明白这是“政治正确”,要尊重之、同情之,但了解限于媒体所提供的“歌舞文化”和“祭典文化”。另一方面,在媒体关于原住民“酗酒、自杀”的报道里,树立了“哀其不幸恨其不争”的心理:他们落后,源于他们懒惰,爱滋事,是社会不稳定因素。类于集体无意识的心理,使得“水蜜桃阿嬤”事件这一正视原住民结构性困境的契机,难以产生持续性的作用。

8月底,卖完了水蜜桃的阿嬤,由牧爱生命协会录制了一分钟的短片放在网络上:感谢社会大众的协助。阿嬤的笑容依然明朗,没有沧桑。

10月,在只保留了少量留言跟帖的商业周刊“水蜜桃阿嬤”网站上,“儿童生命剧巡回公演”的海报贴出了——这曾被质疑“刻意隐瞒”才公布的募款内容,也是最后的内容,对商业周刊来说,必然要庄重地落实、完成。

“儿童生命剧”《神啊!再给我多一点时间!》,将继续忠实地传达,因脱离了社会结构反思而变得虚无缥缈、却依然为这个社会所需的“爱与生命”的教育。

有大陆同胞留言:可惜大陆看不到!我要为阿嬤加油!

这样一个收尾,似乎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开头。

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
而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健忘。

“台湾就是这么一个健忘的社会,也不知道为什么呢!”Yihui感叹着,自我解嘲般地说:“还好,有了知名度,至少阿嬤部落今年的水蜜桃卖得不错啦。”

毕竟,水蜜桃所象征着的“生存”,依然是她们要面对的。


延伸阅读 編輯

祖灵呼唤:走出殖民地!——高金和她的团队


“水蜜桃阿嬤”事件中,看到在媒体上大声疾呼的高金素梅,有人指责她“挑拨原汉关系以捞取政治利益”。也有人皱眉:“政治人物”、“作秀”! 然而,有没有想过,厌恶政治的这种包含某种道德优越感的“洁癖”,却可能是一种更不负责任的态度。

高金素梅背后,没错,“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”。

她和她的团队——“祖灵之邦”服务队,不同于一般政治人物与其幕僚的关系,不是先有高金之后建立幕僚机构,而是一个有心做事的原住民立委,与一个原住民社运团体——“部落工作队”的结合。“部落工作队”从1999年921大地震后的赈灾工作中形成,背景是九十年代以来转于低迷的原住民运动,以及日趋严重的生存与文化困境。抱着“原运再出发”的理想,它凝聚了一批艺术文化界和社运界的人士,是不分“原汉”的。

因而,高金素梅作为一个能直接参与台湾政治经济政策的立法委员,与“部落工作队”的相遇与合作,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团体(“祖灵之邦”服务队):对执政者的批判和社会公义理想,竟能通过直接介入政策立法而表达。在台湾政界和社运界,这无疑都是一个“异数”。其结合点,在于“原住民”:这一被列为“多元族群社会”中的平等一员、实际上却整体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弱势族群。

这个结合点是属于无法测量的“良心”范畴的,也是与主流社会的政治、商业法则背道而驰的。但这个结合体却必须在“主流”中行动,一方面,要承受其猜测和论断,一方面,要与之博弈,借用各种可能的“工具”(譬如媒体,譬如民政机构),尽力传达它的声音,不管人们能听到、听取多少。

“水蜜桃阿嬤”事件,也正是这样一种博弈。

在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“祖灵之邦”网站和报讯,看起来,是以高金素梅的工作报道为核心的宣传媒介,实际上,这更是一个以原住民权益争取为行动,以原住民自治为理想的“原运”的宣传媒介。


为什么是“祖灵之邦”? 編輯

台湾原住民,大多本是秉持“祖灵信仰”的族群,逝去的祖先成为“祖灵”,庇佑生者,并以其无可置疑的威信,维系生者的世界的秩序。几百年的殖民历史,让原住民族一点一点失去了自己的信仰和文化。在这个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里,“祖灵之邦”的理想,是召唤祖灵的力量,冲出现实的困境!

他们所做的,不仅是在现实政治、经济的层面上为原住民族争取权益,也从历史的重新认知和清理上,召唤一个社会的自我反思。举世为之侧目的赴日本靖国神社抗议,要求“还我祖灵”运动,破解了“高砂义勇队”的迷思,让台湾、日本乃至世界来正视殖民历史。同时,这一行为,也包含着对台湾执政者美化殖民历史、利用“原住民”建构其“多元族群国家”理论的尖锐批判。

台湾原住民,在不断“正名”的历史过程中,如今有了十三族,虽然不同族群有各自的语言和传统,在这个商品社会中,他们又有着共同的文化和经济困境。

8月,当我来到南投县仁爱乡的清流部落,我听到了人到中年的Dakis老师的喟叹:我们这一代赛德克,是中国文化教育养成的——不然怎么说?我们没有选择。回头看自己的历史和传统,它们都随部落老人飘散凋零了。

我们回不去了。

然而,在潜藏的文化记忆里,在艰难的现实中,总有人听到“祖灵”召唤:原住民,走出殖民地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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