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湾北部，新竹县尖石乡的高山上，是泰雅族原住民的家园，也是台湾水蜜桃的原乡。作为重要的农产，水蜜桃维系着族人的生活。2007年6月，一部由台湾财经杂志《商业周刊》委托制作的纪录片《水蜜桃阿嬤》，让泰岗部落的一个自杀遗孤家庭一夕火爆，并成功激发了面向全台的公益募款。
募款如火如荼时，来了无党藉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，她质疑募款的“目的”和“流向”，指责《商业周刊》实为“消费”原住民的悲惨故事，“掏空社会的爱心”。
“善意”？还是“消费”？“公益”？还是“诈欺”？“不平则鸣”？还是“政治作秀”？风波乍起，《商业周刊》，纪录片导演，高金素梅及其部落工作团队，还有唯恐天下不乱的各路媒体，和众多为“水蜜桃阿嬤”流下热泪、捐出善款的台湾民众，卷入混战。
2007水蜜桃盛产的夏天，咬一口云端之上、甜蜜多汁的桃子，却品出以“经济自由、政治民主”自傲的当代台湾社会的酸涩，和迷茫。
爱心的消费，内部的殖民 ——由《水蜜桃阿嬤》看台湾[]
特约撰稿 李娜
“你知道‘父母双亡’是什么吗？”
六岁的泰雅小女孩，有着聪慧好看的深轮廓、大眼睛，对着镜头，讲述她如何摇着姐姐的手追问“父母双亡”是什么意思——原来指的就是她们这样的小孩！
“早知道，还是不知道比较好。”低下眼帘，稚嫩的声音说出了苍凉的话。
2007年的夏天，在台湾，不管你是从电视上，还是网络上，看到这部只有40多分钟的纪录片《水蜜桃阿嬤》，相信，你不能不流泪！
水蜜桃阿嬤和七个孙子[]
“水蜜桃阿嬤”江秋玲，泰雅族，1956年生人，生活在新竹县尖石乡的泰岗部落——海拔1350公尺的高山上。阿嬤成为纪录片的主角，不是因为从种植到售卖都充满风险、耗尽她心力的水蜜桃，而是因为两年来先后自杀的女婿、媳妇和儿子，以及他们留下的七个孩子。
“烧炭”（在密闭空间中燃烧木炭导致一氧化碳中毒，1999年以来“流行”于香港、台湾的自杀形式）、“喝巴拉松”（剧毒农药）——这些怵目惊心的词语，却时常出现在阿嬤和孩子们的对话里，那是媳妇和儿子离开的方式，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，仍鲜活在日常生活中的记忆。
年迈的阿公阿嬤和两个女儿，在80度斜坡的农地上种植水蜜桃，艰辛抚养着七个孩子：小璇、小蓝、小涵、小洁、小薇、小如、小豹，六个女孩一个男孩，从15岁到5岁。
生活在继续，孩子的身上有大量的热能，要大笑、要跑，要经验世界。他们唱歌、画画、过生日、读书、为母亲节演出…… 然而每一个欢乐的场景中，都可能隐藏着悲伤的陷落。
5岁的小豹，似乎一刻都不曾安静或畏怯。作为最小的、唯一的男孩，他顽皮、好动，知道自己受宠。阿嬤给他洗澡，他央着阿嬤叫妈妈，却又道：可是你太老了。
10岁的小洁，12岁的小蓝，两个要做“男生”的女生：我最讨厌哭了！我是男生哎！下一刻，在导演的追问下，小蓝露出躲藏的眼神和自嘲的笑容：哈哈，这么快被识破了……是的，因为爸爸不在了才想做男生的。保护她们啊！
这样的时刻，总看得人惊心动魄，为那些稚气、却似乎知道太多的眼睛。
而阿公阿嬤，还要背起抚育孙子们的重任。阿嬤似乎无暇在悲伤中沉浸。
即便面对日日堆的小山一样要洗的衣服；即便在一场台风后面对受“水伤”的幼苗叹气：要补苗，要钱，哪里有啊……
忧心忡忡，还是在地头和小豹玩起了游戏：以后阿嬤老了，走不动了，谁来背我啊？
于是，小人儿就站在阿嬤身前，“背”起了她。
你不会忘记阿嬤的笑容。无数的操劳，对自杀离去的子女的思念与不解，对孩子们未来的忧心，缠绕着她。她也会说：我很烦呐！我累死了！我也会伤心呐！然而她总是绽开了那样质朴而爽朗的笑容……
阿嬤的勤劳、坚忍和孩子的天真、可爱，以及如此美好的人却不得不面对如此伤痛的人生——构成这部片子最让人动容的质素。 但是，如果你还记得阿嬤的喃喃自语：我的孩子们，他们为什么自杀……40万的卡债，不算很多啊……到底为什么……
没人回答阿嬤。逝者一再出现于孩子们翻看的相册中、阿嬤的手机屏幕上，以及她们看似早已平静的言语中——然而，只是“过去”留在今天的阴影，他们似乎不必再被追问和解释。
果真不必再问吗？
2005年，台湾有一部轰动的纪录片：反映后壁乡农民生活的《無米樂》。因缘主角老农夫妇的勤苦、生趣与魅力，《无米乐》唤起了对农业时代和乡村田园的普遍怀恋。然而，被凸显和赞美的农人纯朴无奈的人生哲学“不要想太多”、“种稻如修行”，却冲淡和掩盖了台湾农业休耕问题的巨大伤痛——虽然，导演宣称着自己的“阶级”的意识，却无法改变这片子被当作一部怀旧与励志片广为接受的命运。
由此前例，看《水蜜桃阿嬤》，让人泪下的同时，也不能不心存疑虑。“这是一部关于爱与原谅的故事”，导演和委托制作此片的《商业周刊》如是说——“原谅”暗示着自杀之为一种“罪”，纪录片将这“罪”作为背景，而映照、展现阿嬤和孩子的坚忍乐观，提炼着“人性的光明面”——如同《无米乐》的结构，是否，也回避了台湾社会中，另一些难以直面的阴影？
募款：公益还是诈欺[]
此片自有它的使命：作为《商业周刊》所策划的2007年“一个台湾•两个世界”关怀报导的一部分，委托曾获2006年金马奖的纪录片导演杨力州拍摄，历时四个多月。2007年6月15日开始，在台湾各大电视台和网络上密集播出。
同一天，《商业周刊》刊出副总主笔成章瑜写的“封面故事”《水蜜桃阿嬤》，文后公布“点亮孩子的未来”募款计划。每人三千元（台币），认购一套“儿童生命教材”， 捐给台湾自杀率前五名县市的366所小学。每套教材包含：儿童生命剧DVD，《水蜜桃阿嬷》纪实片DVD ，《水蜜桃阿嬷》绘本。
密集播出的纪录片引起了热烈反响，人们在网络和电话中告白着感动，捐款涌向《商业周刊》公布的募款帐号。
7月4号，募款金额已达633万新台币。
就在这一天，《中国时报》刊出了台湾无党藉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的质疑：《商业周刊》用原住民家庭的悲惨遭遇募款，但募款却一毛钱也没有回馈到原住民家庭身上；募款帐号由“城邦文化艺术基金会”申请，而认捐的“生命教材”，分别由《格林文化图书》、《商业周刊》、《城邦文化艺术基金会》发行，这三者，全属“城邦出版集团”——《商业周刊》如此募款，岂非“自肥”？
一时间，社会哗然。
7月4日夜晚，《商业周刊》在水蜜桃阿嬤部落格上发布声明：捐款不针对阿嬤家庭，而是买儿童生命教材，“希望以大爱帮助更多成长中的孩子”。
再澄清：“纪实片DVD及儿童剧DVD虽为《商业周刊》发行，实乃为掌控制作之质量以示负责，且并未做商业公开销售，所以更无图利自身之用意。” 几天内，商业周刊工作人员和高金素梅团队展开激烈交锋。《商业周刊》成章瑜说，给阿嬷孙子的教育基金专户另有“牧爱生命协会”负责筹募，高金却避而不谈，动机可疑。 更有人直指高金是为了选举利益；甚至说阿嬤的家人（弟弟）出面作证，是因为“眼红”捐款。
高金反击：这个募款帐号为什么没有“顺便”公布在“水蜜桃阿嬤”的部落格上？“因为如果大家知道捐到“牧爱”的钱是给阿嬷的、捐到《商业周刊》的钱是用来买 《商业周刊》出版品做倡导的，当然不会捐给《商业周刊》！”
7月6日晚上，在台湾中广的电视节目上，主持人向《商业周刊》品牌公关经理林秋宝发出质疑：儿童生命教材成本总共只需要一百一十五万，为什么要募款一千万？林无法给出明确答复。
7月7日凌晨，商业周刊网站紧急公布“生命教育教材制作费用预算表”与“生命教育教材募款所得应用明细”。原来募款广告上，三项生命教材与所有的人事、行政费用加起来才五百五十万，此次临时加上第四项用途“儿童剧团巡回演出十场”，总计四百五十万。
7月10日，高金素梅再发难：从6月15日到7月6日23天如火如荼的宣传、募款，为何没有列出这四百五十万的巡回演出花费？ 之后，高金素梅公布调查数据，以前后对照的图表，指证《商业周刊》的种种疑点。特别指出：募款尚未结束，捐赠尚未进行，而“生命教材”中的有价商品《水蜜桃阿嬤》手绘本已经在各大书店和网络上狂卖，用公益的广告。而且，一个“巧合”：募款单位“城邦文化艺术基金会”董事长兼执行长，格林文化出版公司的发行人，水蜜桃阿嬷手绘本的作者，都是“郝广才”。
高金素梅赢了吗[]
比数据和质疑更有力的，或者说，再度让观众动容——召唤的却是愤怒的，是“水蜜桃阿嬤续集”，一个七分钟的短片。 高金素梅团队的工作人员上山采访。
片中，问及阿嬤是否知道导演给她签的“授权同意书”的内容，阿嬤说，她不识字，是女儿代签的。再问有没有留一份授权书给她？阿嬤说没有。
“我有叫导演留一份给我，可是他忘了。”阿嬤低头挠脚丫，顺口补充。
原来，他们并不知道拍这个片子是拿去募款。一直告诉他们的，是拍了电视，就会帮助她家和整个部落的水蜜桃的销售。
“如果有一天发现被欺骗，发现他们拿我们悲伤的事情去募款，做别的，却没有帮我们，你会怎么想？”拍摄者问。
这个片子里，阿嬤没有了纪录片《水蜜桃阿嬤》里常常捕捉到的爽朗的笑容，她有些不解，有些不安，带着一种无意追问“发生了什么”的质朴的茫然。想了一秒不到，说：没有就算啦。我不会去追究。
影像再度发挥了它的力量，这个短片，从情感上瓦解了《商业周刊》的自我辩护。阿嬤的善良单纯，曾使得《商业周刊》成为爱心大使，也是阿嬤的善良单纯，映照了爱心的空洞。
“没有就算了。”阿嬤说。
但是，高金素梅问，台湾社会，可以“算了”，可以认可这种“伪善的公益事业”吗？
7月12日，台湾各大媒体纷纷报道：《商业周刊》道歉了！
《商业周刊》的总编辑王文静和发行人金惟纯出面，向社会大众及高金素梅道歉。声称：《商业周刊》虽立意良善，但在执行过程中“确有瑕疵”。为平息争议，商业周刊将捐200万（台币），作为阿嬤七个孙子的教育基金。
王文静称“百口莫辩”。几度哽咽，“从来没有那么痛，被深深误会的痛。”
发行人金惟纯直接承认“三个瑕疵”：
一，水蜜桃阿嬤的自杀防治专题，是首度以《商业周刊》内部的城邦集团执行募款，虽立意良善，“但不够周全，容易引起误解”。
二，《商业周刊》报导个案，关注的却是个案当事人背后的社会现象，以致忽略当事人所需要的即时爱心协助，引发当事人心理期待及社会观感落差。
三，同事为了维护公司形象，在第一时间做出的不当言论。对于《商业周刊》人员说阿嬤家人“眼红”、高金只是为了选举利益，金惟纯说：这样的错误，不可以被原谅。
高金素梅表示了对《商业周刊》勇于认错的肯定。阿嬤的孙子们有了一笔教育基金。看起来，一场“风波”，要完美落幕了。 7月12日晚上，在屏东县的高金素梅服务处，我见到刚从台北下来的“祖灵之邦”部落工作队的助理，询问他：《商业周刊》明似道歉，暗里，对于他们的批评质疑，可说样样都未接受，不是吗？一切不过是“瑕疵”，“误会”。甚而，“忽略当事人心理期待”的言语，隐含着对水蜜桃阿嬤一家的轻忽傲慢。
他笑了：是，这是“咬牙切齿的道歉”，没有承认，但它的信誉已经破产了。
我想他是说，对于这样一个商业杂志，是无法期待它做出真正的、诚恳的反省的。
如此，信誉的损失，已是惩罚。
但是，高金素梅和“祖灵之邦”，又岂是“赢者”？
在这场被媒体报道为“高金抬《商业周刊》”、“谁在消费‘水蜜桃阿嬤’”的风波里，即便人们为之愤怒，对高金素梅，却仍难免以“政治人物”轻易地与“选举作秀”联系起来，而忽略、甚至漠视了这背后，她所代表的，从原住民立场出发的对于台湾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，以及社会心理盲区的尖锐批判——不仅是涉嫌“诈欺”的《商业周刊》，也是一整个被感动被募款的白领阶级，和其后的社会运转。
一场蕴含着深刻的社会议题的事件，被简约为一个商业杂志与一个政治人物的“抬杠”， 媒体在这一对抗看点消失之际，立刻偃旗息鼓。“水蜜桃阿嬤”对社会的冲击和反思能量，随着“道歉、捐款”，无形消散了。
爱心支出三千块[]
风波初起时，“祖灵之邦”的网站上，便登出《一个台湾，两个世界——从原住民角度看<水蜜桃阿嬤>记录片》（7月1日）的文章，批评正在热播的记录片，及其背后所反映的“商业周刊逻辑”。
高金素梅在电视、报纸上针对“募款疑云”唇枪舌战，“祖灵之邦”则深入社会心理：现实生活里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，搬上银幕，被熟练的拍摄者简约为“要快乐就不要想太多”的乐观哲学，感动激励了无数心灵匮乏的白领上班族。
“被阿嬤纪录片感动的观众，在刷卡捐3000元的刹那间，空虚的心灵得到瞬间的满足，明天，精神抖擞的上班去，有意无意的让同事知道“我捐款给水蜜桃阿嬤了”，我！是个具有社会关怀的中产阶级。”
这个批判如此尖刻，莫说《商业周刊》，有几个人愿意承认、能够反思自己的捐款行为，是否果真包含着这样的因素？
但对大众心理的如此评估，并非刻薄的想象。在水蜜桃阿嬤网站上，数不清的留言表白着这样的感动：阿嬤，你的遭遇何等凄惨，而你又是何等坚强、乐观！比起你和孩子们，我们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……
如此，“捐款”达成了“我！是个有社会关怀的中产阶级”的自我肯定，很多人忘记，或根本无意追问捐款的流向，更无论思考《商业周刊》募款的逻辑：自杀是靠“生命教育”来“预防”的吗？
浮浅的关怀，反而成了对他人悲惨故事的“消费”；公益募款，仿佛发行“赎罪券”，上面写着：爱心支出，三千块。
而这是由《商业周刊》和读者大众共同完成的。
“祖灵之邦”报讯上有两张对照的照片：一张是纪录片首映式，导演接受献花，灯火明媚，喜乐洋洋；另一张，“水蜜桃阿嬤”江秋玲在整理、包装刚采摘的水蜜桃，简陋的院子，忙于生计的人。这才是真正的“一台两世”（一个台湾，两个世界）。
“一台两世”是《商业周刊》近几年推出的专案，做过外籍新娘子女、隔代教育、儿童疾病早期治疗等专题，一方面赢得了“关怀弱势群体”的赞誉，一方面，其一贯简化问题的方式，也被有识者批评。以一个商业的、中产阶级的杂志的视角，将“一个台湾”分成“贫”和“富”这“两个世界”，关心一下那个贫的世界，已经是良心和社会和谐的证明。
《水蜜桃阿嬤》纪录片和募捐活动，或更清楚地透露了：“弱势专案”不过是种名誉行销，是在商业逻辑下，心安理得地、甚而带了某种道德自许地宣布：我们不仅服务富裕阶层，我们也关心弱势群体。
但对于这么一个“中产阶级”社会心理已然“成熟”的社会，如上逻辑，怕已经被相当广泛、不假思索地接受。人们被纪录片感动，捐出善款，认可《商业周刊》的“良善”，同时，也认可了自身是一个有余裕，也有心关怀贫者的人。
“祖灵之邦”却要打破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，在那看似刻薄的言语下面，其实隐含着对台湾社会无知与麻木一面的痛感。也许在捐款的人中，有种种精神困扰，而集体性地借“阿嬤 ”的故事得到拯救。但是，真的被拯救了吗？
有梦最美，烧炭相随[]
在纪录片和《商业周刊》的“封面故事”讲述中，都刻意回避了阿嬤的女婿、媳妇和儿子先后自杀的原因。自杀问题在台湾日趋严重，阿嬤媳妇“烧炭自杀”，是近年来“流行”，被认为是简便而不会殃及他者的自杀方式。诸如“一家三口烧炭自杀”的新闻频频出现在媒体电视，陈水扁“有梦最美，希望相随”的竞选口号，便被抗议民众改成了“烧炭相随”。
无可置疑，自杀问题与台湾的经济、政治问题有密切的关系，但在大众媒体呈现的讨论里，“自杀”总是无可避免成为党派辩论和竞选的工具。诸如“解严20年，台湾民主了？人民穷死了……三口之家，集体自杀，没钱医病，没钱下葬——蓝绿谁之过？”之类的辩论节目，最后总是夹缠在“蓝”与“绿”的相互攻击中，成为政治选战的口水。
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，“自杀”问题既不能从社会学角度得到深入追究，“自杀”问题尤其严重的原住民社区，更无法从生存资源、社会结构的角度上得到认识。
在《商业周刊》的报道中，将自杀者归于“边缘人格”、精神偏执等个体性因素，并以孩子们的故事，自然而然过渡到“生命教育”之必要，也即“商业周刊”募款以购买生命教材的必要。在纪录片里，村口的大树上用白粉刷着三个大字：“不乱死”，触目惊心，然而片子并没有给这个“乱死”的村庄再多一个镜头。
“祖灵之邦”部落工作队以其五年来走遍台湾30个山地乡的800多个原住民部落的经验，疾呼“水蜜桃阿嬤”的遭遇，自杀的儿女，隔代抚育和教养的孙辈、在农业政策限制和菜农剥削下难以为继的农业生产——并非个案，而是原住民部落的“整体结构性问题”。
2007年夏天，我也走进了台湾泰雅族、排湾族的部落，一路，我尝到了美味的传统食物，看到了美丽的手工编织、竹木雕刻、载歌载舞的丰收节……然而，每一个欢乐的场景后都可能藏着生存的苦恼和无奈。
从部落到都市谋生的原住民，绝大多数从事条件最差、最粗重的体力工作，而近年来台湾开放跨国劳工以获取更廉价劳动力，使得他们连这样一个生存空间也被挤压掉，很多青年不得不回到部落，加重了原本因文化失据和生存困境而滋生的酗酒、自杀问题。阿嬤的儿子、女婿都是从都市“败退”回部落的，儿子也曾感叹：还是回来比较好。然而，为车子、房子背负的欠款，却让他们再次逃离，永不再回。
高利贷、卡债，在经济低迷的台湾，也是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，是自杀的一个重要诱因。在原住民世界，甚而很多人为并不大的欠债数额自杀。屏东服务处的小儒告诉我，原住民对法律，因不懂而畏惧，一张法院传票，可能就要了他的命。Yihui ，一个嫁给泰雅人的阿美族女孩，来自新竹县尖石乡另一个泰雅部落、以集体经营观光和山产而闻名的“社会主义天堂”——司马库斯，则说：法律是保护懂的人的。谁来告诉我们原住民？
内部的殖民[]
2000年，陈水扁与台湾原住民签订《新伙伴关系》，2004年，民进党通过“族群多元国家一体”政策白皮书。原住民、客家人、福佬人和外省人，被共同列为台湾“四大族群”。
借用“族群多元”的概念，原住民成了台湾“四大族群”之一，掩盖了它和其他汉族群体事实存在不平等地位，在社会地位、就业、教育、医疗种种生存资源上：那是一种现实的阶级差别，而非“文化差异”。“多元文化”概念中的原住民，仅只体现在歌舞祭典等已经与实际生存脱离的“风俗”之中。
原住民的实际生存状态，是整体上处于台湾社会的底层，并且依旧背负从“落后”向“文明”无限靠近的命运。与此同时，少数精英分子为进入主流社会而努力。从那里丢下来的若干位置和利益，分化着原住民族群的凝聚力量，持续造成其内部的矛盾和裂隙。这一切，表明除了获得“原住民”这个称号，被殖民的状况没有改变。
在“台湾光复”半个多世纪之后，在这个自称“后殖民”的社会里，不能不正视：原住民，是台湾内部的殖民地。最严重的流失问题，是文化。最根本的现实问题，是土地。
将原住民称作“山地同胞”的国民党政府，没有归还被日本殖民者以“无主地即国有地”的“文明”手段掠夺的土地，与原住民签署“新伙伴关系”的民进党政府也没有，反而在“多元文化主义”的花环下，将原住民变成点缀民主社会的装饰、建构“台湾主体性”的符号。
在普通的汉人社会中，对原住民的认识，一方面明白这是“政治正确”，要尊重之、同情之，但了解限于媒体所提供的“歌舞文化”和“祭典文化”。另一方面，在媒体关于原住民“酗酒、自杀”的报道里，树立了“哀其不幸恨其不争”的心理：他们落后，源于他们懒惰，爱滋事，是社会不稳定因素。类于集体无意识的心理，使得“水蜜桃阿嬤”事件这一正视原住民结构性困境的契机，难以产生持续性的作用。
8月底，卖完了水蜜桃的阿嬤，由牧爱生命协会录制了一分钟的短片放在网络上：感谢社会大众的协助。阿嬤的笑容依然明朗，没有沧桑。
10月，在只保留了少量留言跟帖的商业周刊“水蜜桃阿嬤”网站上，“儿童生命剧巡回公演”的海报贴出了——这曾被质疑“刻意隐瞒”才公布的募款内容，也是最后的内容，对商业周刊来说，必然要庄重地落实、完成。
“儿童生命剧”《神啊！再给我多一点时间！》，将继续忠实地传达，因脱离了社会结构反思而变得虚无缥缈、却依然为这个社会所需的“爱与生命”的教育。
有大陆同胞留言：可惜大陆看不到！我要为阿嬤加油！
这样一个收尾，似乎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开头。
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而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健忘。
“台湾就是这么一个健忘的社会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呢！”Yihui感叹着，自我解嘲般地说：“还好，有了知名度，至少阿嬤部落今年的水蜜桃卖得不错啦。”
毕竟，水蜜桃所象征着的“生存”，依然是她们要面对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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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灵呼唤：走出殖民地！——高金和她的团队
“水蜜桃阿嬤”事件中，看到在媒体上大声疾呼的高金素梅，有人指责她“挑拨原汉关系以捞取政治利益”。也有人皱眉：“政治人物”、“作秀”！ 然而，有没有想过，厌恶政治的这种包含某种道德优越感的“洁癖”，却可能是一种更不负责任的态度。
高金素梅背后，没错，“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”。
她和她的团队——“祖灵之邦”服务队，不同于一般政治人物与其幕僚的关系，不是先有高金之后建立幕僚机构，而是一个有心做事的原住民立委，与一个原住民社运团体——“部落工作队”的结合。“部落工作队”从1999年921大地震后的赈灾工作中形成，背景是九十年代以来转于低迷的原住民运动，以及日趋严重的生存与文化困境。抱着“原运再出发”的理想，它凝聚了一批艺术文化界和社运界的人士，是不分“原汉”的。
因而，高金素梅作为一个能直接参与台湾政治经济政策的立法委员，与“部落工作队”的相遇与合作，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团体（“祖灵之邦”服务队）：对执政者的批判和社会公义理想，竟能通过直接介入政策立法而表达。在台湾政界和社运界，这无疑都是一个“异数”。其结合点，在于“原住民”：这一被列为“多元族群社会”中的平等一员、实际上却整体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弱势族群。
这个结合点是属于无法测量的“良心”范畴的，也是与主流社会的政治、商业法则背道而驰的。但这个结合体却必须在“主流”中行动，一方面，要承受其猜测和论断，一方面，要与之博弈，借用各种可能的“工具”（譬如媒体，譬如民政机构），尽力传达它的声音，不管人们能听到、听取多少。
“水蜜桃阿嬤”事件，也正是这样一种博弈。
在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“祖灵之邦”网站和报讯，看起来，是以高金素梅的工作报道为核心的宣传媒介，实际上，这更是一个以原住民权益争取为行动，以原住民自治为理想的“原运”的宣传媒介。
为什么是“祖灵之邦”？[]
台湾原住民，大多本是秉持“祖灵信仰”的族群，逝去的祖先成为“祖灵”，庇佑生者，并以其无可置疑的威信，维系生者的世界的秩序。几百年的殖民历史，让原住民族一点一点失去了自己的信仰和文化。在这个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里，“祖灵之邦”的理想，是召唤祖灵的力量，冲出现实的困境！
他们所做的，不仅是在现实政治、经济的层面上为原住民族争取权益，也从历史的重新认知和清理上，召唤一个社会的自我反思。举世为之侧目的赴日本靖国神社抗议，要求“还我祖灵”运动，破解了“高砂义勇队”的迷思，让台湾、日本乃至世界来正视殖民历史。同时，这一行为，也包含着对台湾执政者美化殖民历史、利用“原住民”建构其“多元族群国家”理论的尖锐批判。
台湾原住民，在不断“正名”的历史过程中，如今有了十三族，虽然不同族群有各自的语言和传统，在这个商品社会中，他们又有着共同的文化和经济困境。
8月，当我来到南投县仁爱乡的清流部落，我听到了人到中年的Dakis老师的喟叹：我们这一代赛德克，是中国文化教育养成的——不然怎么说？我们没有选择。回头看自己的历史和传统，它们都随部落老人飘散凋零了。
我们回不去了。
然而，在潜藏的文化记忆里，在艰难的现实中，总有人听到“祖灵”召唤：原住民，走出殖民地！